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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时敏的山水画多是仿古之作——学倪云林，学黄子久，学董源，亦学董其昌。他一生以临元画为主，并得董其昌亲自指点，受董影响极深。其临古水平之高，令人生叹。暂且不论他在中国山水画史上的地位如何，单其“一意摹古，反对创新”的思想就对后来中国画的发展“影响深远”，本文对此暂不赘述。
这幅《山水》扇面(见上图)，纵16.2厘米、横50厘米。显而易见，这也是一仲临古之作，合诸家之长，又不尽相同：画树似有倪云林“逸笔”之意，画山具黄公望韵味，但皆又不是。王时敏用笔更为严谨，临摹痕迹重，“画中规矩太多”，脱不了古人套路；其用笔细秀圆润，皴法自然，合众家之法为一体，披麻皴上又加横点，虽独具特色，但仍由习古而来。扇面中题有“画{以嵋雪老年翁”字样，由此暗示此画是仿作。但是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幅集众家之法“传移摹写”而得的佳作。
此画为纸本设色，大部分用墨笔，且墨法淳厚，承黄子久之意，远山施石绿，近山用墨皴铺成，并以少许淡色辅之，山林、小桥、溪流、水草、茅屋，托出一种“逸隐”之意，自有他的情趣所在。法虽“袭古人”，画虽“似他人”，但“意”还是有的，这一点应该充分地肯定。
画面中用笔不多，但细秀清雅；用色亦不多，点到为止；但却不惜墨色，渲树、染石、点山厚重浓密，有一种大气淳厚之感，是一幅不可多得的扇面小画。
王时敏之所以会具有这样的作画风格和临古风气，是由他的身世及阅历决定的。我们来分析一下：王时敏的祖父王锡爵是明万历年间的宰相，王时敏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，各种图书古籍、名人字画应有尽有，其学习条件是相当优越的；又加上其祖父是老来得孙，就对他钟爱有加，决心全力培养，以承家业。而王时敏少时即聪慧伶俐，《国朝画征录》中就有记载：“姿性颖异，淹雅博物，工诗文，善书法，尤长于八分，而于画有特惠。”于是其祖父就嘱托董其昌来指导王时敏。在董其昌的指导下，他少年就开始从摹古人手，又因为家里古书、名画收藏丰富，且大都是名迹，像当时很少传世的李成的画他都能够见到，这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。加上他勤奋、认真、爱思考，大量的名画在他的观摩下也就熟记于心，这为日后他的绘画思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。
除了随董其昌习艺之外，根据当时规定，由于祖先功劳显赫，子孙可不经科考而继承之，故王时敏在24岁时就出任尚宝丞，后又升为太常寺少卿。但是，据说他淡于仕途，更喜笔墨，因此于崇祯五年(1632)称病辞官，回故乡隐居。12年之后，明朝被起义军推翻。后，清军入关，王时敏归顺，保住性命，继续归隐山林，潜心习画，直到康熙十九年(1680)卒于家中，时年89岁。
王时敏在董其昌的指导下，自幼走上了摹古的道路，并且在日后的不断积累研习中，渐渐形成了他思想理论上的原则，即“摹古是绘画的最高原则”。他力追古法，刻意师古，作画无一不得古人精髓。王时敏师古人画，形体、样式甚似，但与古人的意境就不一样了，这主要是源于他们精神气质迥异。王时敏师古人笔法时，更严谨、更认真、更规矩，相对来说作的画也就刻板了一些，但是也有他的匠心之所在。
王时敏将清初山水画的临古之风发挥到了极致。这幅设色《山水》扇面虽是临古之作，但又能集众家所长，浑然一体，画得很有味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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